----兼論淮北鹽區清末民初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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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崛起成于規模和技術之雙助

一些歷史事件發生都有預兆性。兩淮鹽中，淮南鹽最早見諸于《史記.·貨殖列傳》，說兩千多年前西漢初時，吳王劉濞在淮南等地煮海為鹽。而恰在兩淮鹽最鼎盛的清乾隆朝二十八年（1764），兩淮鹽運司三分司之一的淮安分司北移海州稱海州分司（駐海州板浦鎮）。雖然雍乾嘉三朝近百年中早為淮鹽衰敗埋下了潛因，但終究是在100年后的光緒朝末期才致淮南鹽一蹶不振的。可興嘆的是淮鹽生命力是貫穿在淮鹽幾千年的運程中的。林振翰《淮鹽紀要》說：清末淮南通泰11場專銷鄂、??西、皖四岸及本省食岸，而其產不敷銷，于前清光緒三十三年（1908），由兩江總督端方撥借庫銀，令淮北垣（場）商在豐樂鎮（今灌云縣洋橋鎮）西增鋪鹽灘40份，名濟南鹽場，場治板浦，以產之鹽接濟淮南所欠鹽量（后該鹽灘廢棄）。據《江蘇省志·鹽業志》，其后幾年，淮北鹽區興起鋪設新鹽灘熱潮。從光緒三十四年（1908）至民國三年（1914）7年間，淮北又新建設145條圩子，新建鹽灘1160份，先后成立大德、大阜、大有晉、大源、公濟、裕通、慶日新7個制鹽公司，定名為濟南鹽場。其時淮北另三場中正、板浦、臨興各有鹽灘659、698、597份，四場合計3114份。濟南鹽場建成達產后，年產鹽13.54萬噸，超過淮南鹽區咸豐八年（1858）的產量（12萬噸），更超過宣統年間的淮南產量（10萬噸），以其一場產量而居淮北總產量7成以上，號稱“淮北第一巨擘”。

在淮北不斷建新圩鋪新灘同時，淮南鹽區也在努力克服困難，維持煎鹽生產。但其時淮北淮南的鹽產量比例位置已徹底顛覆。《淮鹽紀要》載：民國十一年至十五年（1922——1926），淮南五年平均年產鹽988562擔（49428.1噸），淮北則達7827853擔（391392.65噸）。《中國鹽政史》載：民國二十年至二十四年（1931——1935），淮南五年平均年產鹽1191000擔（59550噸），淮北則達8495000擔（424750噸）。其中民國二十二年（1933）淮北年產鹽900萬擔（450000噸），占全國鹽量18%，淮南年產鹽150萬擔（75000噸），占全國鹽量3%。是時，兩淮鹽運司已于兩年前由揚州移駐淮北（今之灌云縣板浦鎮），揚州改設淮南運副，專事淮南鹽務。此亦標示出兩淮鹽區北重南輕。

濟南鹽場的建成并達產，可以說是淮北鹽區清末民初的一個大事件，猶如一匹黑馬在云臺山下的黃海之濱沖出，一個亮相就使減產的淮鹽重新振奮了起來。由于完全是商人投資建成，運作模式是仿資本主義式的雇傭勞動制，管理方式相對先進，效率較高，不僅反映在產量上一個濟南場完全替代了整個淮南鹽區，其工本也是遠低于淮南鹽區的。《中國鹽業史》統計資料示出：1929年兩淮除濟南場外，淮北曬鹽成本為每擔0.338元，淮南煎鹽成本每擔在1——2元之間，曬鹽區偏高的濟南場每擔1.535元，亦低于淮南平均成本。到1935年，全淮北平均每擔成本0.4元，淮南仍因離海遠、鹵氣淡耗時耗工耗柴，擔鹽成本居高不下。此外，據《中國實業志》，民國期間淮北圩鹽氯化鈉含純89.29%、水份6.1%、夾雜物4.61%，淮南鹽則分別為87.9%、6.73%、5.37%，淮北鹽質明顯高于淮南。

在淮南一以貫之煎式產鹽而趨萎縮時，淮北一以貫之曬式產鹽，且因濟南場的建成生產規模擴大產量猛增，又因仿資本主義雇傭勞動制較先進的管理方式，使淮北鹽得力于規模與技術的兩相助力，猶如騰飛之雙翼，在國家鹽策發生變化時能從容應對。據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經濟史研究室編著的《中國近代鹽務史資料選輯》第1卷，民國三年（1914）取消了淮北票權，從而開放了淮北票鹽皖、豫引地及行銷淮鹽的安徽宿、渦2縣。民國四年（1915）開放了淮魯并銷的山東臨沂6岸。民國五年（1916）開放了淮北近場5岸（江蘇省沐陽、漣水、東海、干于、灌云）及徐淮6岸（包括江蘇淮安府屬之山陽、清河、桃源、與徐州府屬之宿遷、睢寧、邳州）。這種改革還是比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高質量、低成本食鹽可以在競爭中處優，也使吃鹽人減少吃鹽支出。如此，理所當然地也促進了曬式低成本的淮北鹽的發展，同時促成了煎式高成本的淮南鹽的進一步減量萎縮，而使整個淮鹽重心加速北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