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壇”一詞出自先秦時莊子的一則寓言。因為孔子喜歡到杏林里講學，在杏壇上休息，后人便將其作為教育的雅稱。

對于“杏壇”，清代兩淮鹽商無論是修飾文采的“上焉者”，還是聲色犬馬的“下焉者”，大多情有獨鐘。伴隨著這種文化良知的覺醒和心理情結(jié)的釋放，一座座書院落成了，一所所社學開辦了，斥鹵千里的兩淮鹽區(qū)不再是文化的沙漠，也有昌明教化的點點綠洲。

一

清代兩淮鹽商醇厚的“杏壇情”，除了崇尚“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這個理念之外，“商籍”、“灶籍”科舉學額的設(shè)置可謂是直接誘因。

自隋代興起的科舉制成為學子出人頭地的階梯，以致北宋時的汪洙寫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樣的箴言。在那個時代，不管是門閥后裔還是寒門學子，均可比量齊觀地參與科考。只不過與如今的高考制度相似，考生不但要有正式戶籍而且必須到戶籍所在地應(yīng)試，否則視作逃籍、漏籍、冒籍、跨籍而面臨取消資格等處罰。

這種門禁制度本意為了防止科考舞弊，但卻給兩淮鹽區(qū)學子正常應(yīng)試帶來了諸多不便。僑寓兩淮的鹽商大多來自安徽、山西、陜西等地，每值春闈秋試，他們的子弟必須跋山涉水趕赴原籍應(yīng)試，顛沛流離，不堪其勞。更有甚者，從唐至清的漫漫時光中，鹽民的戶籍大多“不屬州縣屬天子”，要想進入當?shù)毓俎k機構(gòu)讀書，跨進科舉考試門檻基本是南柯一夢。

面對這種“邊緣化”的科場定位，富可敵國的兩淮鹽商們怎能噤若寒蟬，隱忍不發(fā)？清廷也顧及動關(guān)國計的鹽稅，順水推舟地給予兩淮鹽商利益讓渡。于是，一種類似定向招生的“商籍”、“灶籍”制度應(yīng)運而生。占有“商籍”、“灶籍”學額的兩淮學子既可以進入揚州府學就讀，也可與其他生童一樣在當?shù)貐⒓涌婆e考試。

盡管清代中前期只有14名商籍學額、6名灶籍學額可入揚州府學就讀，但這畢竟是兩淮鹽區(qū)學子參與科考的“直通車”。面對清王朝的特別眷顧，兩淮鹽商們怎能按捺住內(nèi)心的沖動。于是，他們辦書院、興蒙學，舉手投足間儼然一副重儒崇教之態(tài)。

二

對于重儒崇教，兩淮鹽商傾注心血最多，投資強度最大的當屬莘莘學子薈集的書院。

書院，原本是唐代私人讀書治學的場所，到了宋代才成為傳道授業(yè)解惑的機構(gòu)。清初，來自塞外的統(tǒng)治者一度擔心書院會成為聚眾集徒之所而加以限制，直到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才準許各省在省會興辦書院。但沒想到，書院從此如水銀瀉地般在各地滲發(fā)開來，僅清代新建的就多達3868所。

而在兩淮大地興辦的書院，許多都飽含著鹽商的心血。因為在他們看來，書院是鹽區(qū)子弟折桂蟾宮的通途，斥資建校，捐田助學，理所當然。

梅花書院，位于揚州新城廣儲門外，建于明代萬歷二十年（1592年）。由于年久失修，到清代已是瓦礫片片，榛莽萋萋。雍正十二年（1734年），鹽商馬曰琯決定獨自斥資重建。新建的梅花書院有門舍、門儀各三楹，另辟有大堂和講堂，僅號舍就有六十四間，其耗資之巨非常人所能承受。

在書院修建上像馬曰琯這樣一擲千金的兩淮鹽商并非孤本個例。乾隆年間，兩淮總商汪應(yīng)庚不但捐獻五萬金重建了揚州府學江甘學宮，而且支助白銀兩千兩添置禮樂祭器，后又以一萬三千金購置腴田一千五百畝充作學田。再說鹽商汪石公之妻汪氏，她見揚州安定、梅花兩書院絀于經(jīng)費，便出資數(shù)萬元予以贊助，此舉真可謂是巾幗不讓須眉。

當然，基于眼界所及和財力所限，更多的兩淮鹽商更傾向于抱團捐資助學。揚州安定書院就是憑借眾鹽商所捐七千四百兩白銀于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重修而成；通州鹽運分司石港鹽場（南通市境內(nèi)）的文正書院，主要是仰仗當?shù)鼐艂€鹽場鹽商的善款以供學生膏火（津貼）；海州分司的郁州書院，則是由板浦、中正、臨興三個淮北鹽場于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聯(lián)合興辦。創(chuàng)辦于乾隆九年（1744年）的大伊山（灌云縣）衛(wèi)公書院，一度入不敷出，慘淡運行，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行鹽商人以每鹽一包獻錢一毫作為膏火費用，才逐漸有了起色。

顯而易見，書院的校舍修建、師資延聘直至助學金、獎學金的供給，“必經(jīng)費有余而后事可經(jīng)久”，如果僅靠官方撥款和學田收入恐怕只能是杯水車薪，沒有兩淮鹽商的捐助必定難以為繼。難怪民國初期倪澄瀛說到：“梅花安定廣陵兼，膏火來源總是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