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鹽場，并非山東濟南所屬鹽場，而是江蘇省淮北鹽區灌河兩岸的灌東鹽場與灌西鹽場共用的歷史稱謂。濟南鹽場雖較淮南十一場及淮北板浦、中正、臨興三場都較晚，但由于它先是由官方直接主辦，后由官方倡導商人接辦，經營管理采用資本主義制度，在產運銷設施建設上另有新創，使得它具有與兩淮其它鹽場乃至全國鹽場不同的一些特點。筆者根據現有資料，摘取濟南鹽場幾個歷史片斷成此拙文，以饗讀者，同時求教。

一、建場時空背景

古老的兩淮鹽曾有過幾次大起大落。史書載清乾隆時淮鹽達至極盛，后因腐朽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鹽務官僚機構龐大臃腫運轉不靈且營私舞弊、帝王樂用淮鹽報效捐輸侵蝕淮鹽商本、各級官吏百般盤剝，加之淮鹽稅賦超乎其他鹽區的沉重，至清嘉道時走向衰落。幸得道光十二年（1832）起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陶澍在淮北鹽區發起廢引改票鹽務改革，十八年后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陸建瀛在淮南鹽區仿效之，淮北淮南先后得以重振。《續修兩淮鹽法志》言：道光二十四年時，“天下鹽務惟兩淮最大，而兩淮鹽務尤以淮南為吃重”，知其時淮南鹽產大于淮北。

真是天不獨賜其利于一地。清咸同二朝時，太平天國運動興起，長江航道梗阻。淮南鹽斤的運輸路徑本就溯江而上行銷湘、鄂、西、皖四岸引地，是故鹽運不通，鹽商怯步，如此便失去了自身廣闊的市場，致“灶鹽無商收買，煎丁有煎無售”（同治朝《淮南鹽法紀略》）。客觀上看，嘉慶朝后期，由于海岸線變遷，海潮漸退，沙淤成陸，灘涂延伸，淮南鹽區鹵氣趨淡，煎鹽亭場及煎鹽草蕩離海日遠，鹽產逐年大減。咸豐八年（1858），淮南產鹽僅為12萬噸。至宣統年間（1909——1911），準南總產額已不足10萬噸，衰亡已成定局。兩淮鹽稅，攸關朝廷財收。淮南鹽產劇滑鹽稅銳減，晚清滿朝皆驚。晚清朝廷以及后來的民國政府，都有用淮鹽之利來償還洋債、鞏固統治政權的主觀愿望和客觀需求。事實是，遠的不說，光緒二十一年（1895）4月17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要賠償日本軍費2億兩白銀，日本侵占我遼東半島歸還我國，還要花3千萬白銀才能贖回。光緒二十七年（1901）7月25日簽訂的《辛丑條約》，賠償八國聯軍要花9．8億兩白銀。延至民國二年（1913）4月22日袁世凱北洋政府與外國銀行團達成的所謂善后大借款總額達2500萬鎊，并以鹽稅和關稅作抵押。這么幾大筆巨額的外債靠什么償還？鹽，淮鹽，全國鹽！如何阻止淮鹽衰落，確保朝廷金庫鹽利不乏，以維持動蕩飄搖的晚清王朝，晚清上下眾唏不已。

長于史志的晚清人王定安（（1833—1898），歷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他主編的《續修四庫全書?重修兩淮鹽法志》中說：“鹽為海濱自然之利，而產收豐欠則視乎天時，陰雨風潮皆足致患，故淮南容有缺乏之候，往往借運于淮北，以彼所余濟此不足。”本《志》記載，至少在乾隆朝時，雖是淮鹽鼎盛之期，卻已發生淮南借運淮北鹽的事實。《志》中記載乾隆十六年、三十三年、五十年、五十一年四次，其后道光朝十五年、同治朝四年，都曾發生過淮南借運淮北鹽。

這一回，晚清朝廷不再只是考慮借運淮北鹽，因為借運只是調劑余缺的權宜之計，并非是鹽量的增加。從長計議，只有著實擴大淮鹽的生產，尤其是淮北鹽成本低獲利厚、鹽色鹽味最佳，必須盡早擴產，以應付巨額外債和人戶日繁相應而來的民食劇增及龐大的軍費開支。

二、清末民初濟南場建竣

唐宋明清各朝都對鹽官有業績考核，經營鹽的業績好差，決定鹽官是否提拔、重用、獎賞、降級、開革、查究等。面對淮南衰亡可能陷兩淮鹽重創之危局，身為晚清兩江總督兼理兩淮鹽政的清末大臣端方（1861——1911），當然更關注淮南之產缺如何在淮北得以補償。經反復查考對比形成向皇帝的條奏：淮南鹽向用煎法，成本遠高于淮北曬鹽。而其時江蘇沿海從埒子口向東南尚有很長海岸線未經開發，可以仿效淮北鹽區現有池灘模式開發大量產鹽池灘，以其產量彌補淮南鹽產之減數，且成本等同于當時低成本的淮北板浦、中正、臨興三鹽場，比之淮南煎鹽，朝廷獲利猶厚。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端方經奏請皇帝批準，撥借庫款，在海州豐樂鎮（現連云港市灌云縣洋橋鎮）西和五圖河東一帶海灘上，鋪設產鹽池灘40份，開了濟南場建場之首。因是為接濟淮南銷售，是故取名為“濟南場”，設場治于海州板浦鎮。端方之意，先由政府開發，做個范例，以吸引商人投資續為大量開發，適時再將政府投資開發的池灘轉讓于商。后該處池灘果由同德昌公司與大阜公司分別收購。1908年，海州直隸州州丞汪魯門和揚州大生錢莊老板、淮南鹽商葉瀚甫等集資42萬吊，在淮北埒子口葦蕩左營以東建圩18條（即大德頭圩至十八圩。其中大德頭圩1939年海嘯時被毀），鋪灘168份，定名為同德昌制鹽公司。其名源于當時此地為萑苻不靖，群盜如毛，汪、葉吸納游民之首領陳某到公司任職，以作安撫，使游民歸順，“同德昌”即大家同心協力必致公司旺盛民眾富裕之吉意，打開了生產局面。該公司后改名為大德制鹽公司，公司設于大德7圩。此圩一口老井，水裕不竭，甘甜清洌，至今猶在。清宣統元年（1909），很受端方總督提攜的清末民初有海內鹽務名宿美譽的張謇，時任南通通海墾牧公司總經理并被推舉為江蘇咨議局議長，以通海墾牧公司名義發起集資30萬吊，委托為其打理通如食鹽（牌號大咸）業務的徐靜仁，在淮北埒子河口東建圩10條，鋪灘80份，名大阜公司。次年至民國初元（1912），徐又投資15萬吊，在緊鄰大阜公司南建圩6條，鋪灘40份，名大有晉公司。因其后公濟公司又貼在大有晉公司東鋪灘，民國三年（1914）已任北洋政府工商總長的張謇與徐靜仁仍看中灌河兩岸黃海灘涂是個鋪灘產鹽的好地方，又續投15萬吊在灌河東為大有晉公司再建圩6條，鋪灘40份。幾乎在大有晉灌河西建圩同時，做過淮南鹽場大使后升任兩淮鹽運使幕僚、熟悉鹽政法例的陸費頌陔，應官方集資于淮北建圩鋪灘號召，聯合淮南鹽商周扶九、蕭云甫及任周、蕭合辦錢莊經理畢儒臣，先后集資達50萬吊，靠大有晉公司灌河西6條圩子南，近燕尾港處，建圩24條，鋪灘192份，成立了公濟制鹽公司，公司駐地后稱為公濟二圩。現江蘇金橋鹽化集團灌西鹽場場部公濟二圩仍有當時公濟公司宅院遺在。同在民國三年（1914），黃伯雨、李梅隱投資120萬吊，在灌河西岸建圩4條，鋪灘32份（于1933年轉讓于大德公司，如此大德公司名下有鹽圩22條）；在灌河東岸建圩40條，鋪灘320份，成立大源制鹽公司。吳沛生、陳向辰投資48萬吊，挨著大源公司灌河東圩灘南建圩20條，鋪灘160份，成立裕通制鹽公司；朱幼鴻投資50萬吊，又挨著裕通圩灘南建圩20條，鋪灘160份，成立慶日新制鹽公司。延至此時，濟南場七個公司全部建立。

端方最初集資所建的海州豐樂鎮西40份產鹽池灘，終不敵海水侵灌，損毀于其后不久。后來于清末建成的同德昌、大阜兩公司，及民初建成的大有晉、公濟、大源、裕通、慶日新五公司，共七個公司，統稱為濟南場。據現有史料推斷，可能是因起始于端方淮北建圩鋪灘，故沿用了已損毀無蹤的海州豐樂鎮西原始的濟南場場名。

濟南場七公司共投資370萬吊建成的鹽灘，后定型共有145條圩子、1160份曬鹽池灘，分布在黃海邊60公里長的海岸線上，占有面積297。84平方公里，分屬灌云縣、漣水縣，場署原設在灌云縣板浦鎮，后遷到漣水縣陳家港。當時淮北鹽區板浦、中正、臨興3場池灘共1954份，合并淮北曬鹽池灘共達3114份。濟南鹽場的建成，為淮北鹽區最終成為兩淮鹽區主體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礎。

三、建坨與海運開兩淮先河

按鹽務署安排，濟南場鹽斤都由七公司自己負責運到儀征鹽浦銷售。后因通往儀征鹽浦的河道日漸淤塞，河運愈發艱難。此時，七公司中有遠見的公司著手海河并運了。1916年，公濟公司就在燕尾港建筑鹽坨2880平方米，堆廩36條，可儲鹽5萬噸。同時花費8萬元在海邊建成一木質碼頭，以停靠海輪，并在距岸不遠的開山島上設報潮標和燈樁，在對岸小東港設有導航標，以保海運安全。還備小型機船一只，專為大輪進出港領航。1919年購置一艘2000噸級輪船運輸本公司鹽斤。到1929年11月，公濟公司又對原碼頭進行改造，改木質一字型碼頭為鋼筋混凝土結構的“T”型碼頭，可泊3000噸海輪，使燕尾港最早成為淮北鹽區鹽斤海河聯運集散地和出口口岸。

1917年，大源公司在灌河西的4條圩子所產之鹽，大德公司在海州灌云縣洋橋鎮所設鹽坨堆存的每年1200噸鹽斤，均借用燕尾港公濟公司碼頭海輪外運銷售。這一年，大源公司購進小輪船裝鹽海運。以后，其他公司競相仿效，單只輪船噸位增至2000噸。1918年時，大源公司在陳家港開支3。4萬元自建碼頭，本公司鹽斤全部實現海運。1919年，大德、大阜、大有晉三公司在灌河口北岸的堆溝港合資3。8萬元，建成3000噸級德阜晉運鹽碼頭。該碼頭全部為鋼筋混凝土結構，附設可堆存5000噸鹽斤的坨地，并置鐵軌車從坨地載鹽包上碼頭裝船，成為當時鹽區首創。1920年，裕通、慶日新兩公司仿效德阜晉合資建碼頭做法，集資3。9萬元在陳家港建成裕慶碼頭，同步附建了鹽坨。大有晉公司因其在灌河東還有本公司半壁江山，6條圩子40份鹽池，在1919年參與集資建成德阜晉碼頭后，又于次年獨資6。4萬元在灌河東岸蟒牛港建成運鹽專用碼頭，結構為木質與混凝土結合。至此，濟南鹽場七公司均有了獨資或集資合用的運鹽碼頭。1925年，濟南場海運鹽斤到揚州儀征鹽棧，改散裝為麻袋筑包成為時尚，鹽務署令在各鹽區推廣。

1928年，國民政府召開鹽務會議討論決定，政府于次年安排淮北建官坨資金100萬元，從淮北板、中、臨、濟四場鹽價中，以建坨費名義征收。因濟南場產量大，所安排的坨容均大于淮北其他場，其中陳家港坨容420萬擔，燕尾港135萬擔，堆溝港250。05萬擔。碼頭和坨地建設及輪船購置，都為濟南場鹽斤運往銷區提供了更加快捷的硬件保證。這些碼頭和坨地，有的一直被修繕、改造、擴展，使用到現在。

其實，濟南場不僅是建坨與海運開兩淮鹽區先河，還有在鹽品開發上，在發電和面粉兩廠建設上，以及后邊將敘述到的引進先進生產機械等項目上，都要領先于淮北其他鹽場。1912年，公濟公司在燕尾港成立了“樂群”牙鹽公司，生產精鹽，比范旭東在板浦場創辦久大精鹽公司要早兩年。1924年3月國民政府鹽務總署還派技師到樂群公司傳授制造技術。由日寇扶植起來的偽維新政府財政部長周佛海題字的《民國三十年份海州區鹽務年報》，在述及民國二十八年海嘯造成淮北鹽區損失中，還統計到樂群公司被海水淌消的樂群公司精鹽2500擔。還是在1912年，公濟公司在燕尾港建立了小型發電廠、面粉廠。而新浦則在1920年才有發電廠誕生，連云港市區有文字記載的面粉廠也都在1941年后才有。很可惜濟南場鹽商所辦的精鹽公司、發電廠、面粉廠，都沒能與鹽業生產同樣地發展起來，在歷史的長河中，悄無聲息地歸于無形。

四、新型生產關系刺激了濟南場的生產和銷售

濟南場建場擔綱人端方、張謇都對資本主義多有了解。端方曾于1905年考察過英、法等歐洲十國。特別是張謇還對西方企業管理套路很為熟悉并早有實踐。端方起始、張謇接力而建成的濟南鹽場，仿效資本主義企業管理方式，七公司開發商就是資本家，產鹽灶民和各級管理人員都是打工者。七公司都實行股份制投資、分紅方法，有比較完善的公司章程，建立了董事會、監事會。董事會設董事長、常務董事，監事會設主席、監事。由董事會推舉總經理或經理，定期召開董事會、監事會和股東大會。對產鹽灶民實行按產鹽灶丁人數發放灶糧制為基礎，加以按產量發放“擔頭費”的分配方法，相當于現在的基本工資加獎金。其經營機制完全不同于、先進于兩淮鹽區其他各場。濟南場的創新無疑要帶來巨大的收益。有資料載，濟南場全部建成達產后，前10年間年產海鹽400——600萬擔，平均不低于450萬擔，以一場之產超過淮南鹽區總產量，占兩淮鹽產5——7成，占全國鹽產1成。1931年8月，大源、裕通、慶日新三公司集資30萬元，從美國引進動力機械，在陳家港成立“源裕慶”吸水機廠，率先在淮北鹽區采用吸水機納潮，提高了生產效率。《淮鹽紀要》作者林振翰統計，1922——1926年，淮北板浦、中正、臨興、濟南四場5年總產7827853擔，占兩淮總額8816415擔的88。79%，而濟南場為4414012擔，占淮北總額之56。39%。據出版于1948年的《淮北鹽務紀要》和日人所著《中華鹽業概要》統計，1924——1947年濟南場共產鹽斤3223500噸（缺少1937、1938年數據）。可惜的是，其中日寇統治淮北鹽區七年中，濟南場與淮北其他各場一樣，產量僅達半數。解放后，濟南場雖經建制調整，分分合合，但原濟南場范圍所產鹽斤仍不失為兩淮鹽區之最。據濟南場劃分為灌東鹽場與灌西鹽場后兩場場志所載統計，1949——2003年，兩場共產鹽斤23897669噸。建國前，質量管理采取“灌池池板重壓，進池鹵水要澄，刳鹽要加溫鹵，收鹽先要上埝，上廩駁運要分色”，濟南場鹽斤長期保有“色白、粒大、味鮮”之品位。解放后，灌東、灌西兩場與兩淮鹽區各個鹽場一樣，不斷改進和采用生產新工藝，多次獲得省優部優產品稱號。

濟南場以股份合作的模式，在當時淮北鹽區乃至全國鹽區都具有企業組織形式先進性和經營管理方式示范性，七公司生產力受到了強大刺激，開局10年產銷兩旺。濟南場的強大生產力和高額產能，提振了兩淮聲威和商灶士氣，也給政府打了氣壯了膽，對政府的鹽政政策和策略都產生了積極影響。1914年2月，民國政府鹽務署令：鑒于淮南鹽區產能下降和成本倚高不下，通泰鹽場（淮南鹽區）產額，年遞減二成，五年減盡、終產。1915年，鹽務暑核定濟南場七公司與淮南各場，每年各在淮南引地（鄂、湘、西、皖四省）銷鹽25萬引（每引實重400斤）。1922——1923年，淮南鹽產更為短絀，鹽務署再次核定，配銷皖南鹽斤45000引中，全由淮北鹽場承運承銷，其中濟南場35000引，板浦、中正、臨興三場共1萬引。淮南食岸（江寧、揚州、通州、淮安、阜寧、鹽城）所需之鹽，亦由濟南場與板、中、臨三場按7：2比例配銷。1923年夏，鄂西缺鹽，鹽務署正式核準，輪運濟南場鹽濟銷，每擔價上限為7兩銀。因濟南場鹽產長期持高，后又幾經鹽務署安排接濟淮南之銷，發展到幾乎盡奪淮南銷區而代之。抗戰期間，濟南場產量銳減，且鹽斤大多被日寇掠奪。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從堆溝港、陳家港、燕尾港搶運濟南場鹽4萬噸左右，以濟解放區之財政，打破了國民黨頑固派對解放區的經濟封鎖，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戰爭。

五、與革命戰爭有關聯的幾個史實

老灶民為新四軍鋪灘。民國二十八年農歷七月十六日（1939年8月30日），特大海嘯襲擊了淮北鹽區，濟南鹽場淹死灶民1600余人，灶房大都倒塌，存鹽全部淌化，曬鹽池灘盡毀，嗣后爆發的霍亂又死亡灶民300余人。幸存的濟南場灶民失家失業，無以為生，大都舉家外逃，有3000余人逃到了新四軍控制的蘇中解放區。1940年，新四軍和蘇中抗日民主政府為安置逃亡來此的難民，也為了解決軍需民食，利用阜寧北部海灘，筑圩鋪灘曬制海鹽。濟南場逃來的老灶民顧開金、喬玉生等率先鋪了兩份八卦灘，曬制海鹽，得到了抗日民主政府的扶持，取名為裕隆（過去有誤為裕華）制鹽公司。抗日民主政府號召“發展生產（淮鹽）、保障供給、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一下子吸引了裕民、裕成、裕豐、裕淮、裕源等公司第二年就爭相來此投資，建造鹽灘生產淮鹽。1942年，抗日武裝力量和抗日民主政府也出資建灘曬鹽，有蘇皖邊區五地委、兩淮鹽務管理局、華中財委、阜東縣優抗會、新四軍3師、阜東縣獨立團等。這一地域的鹽灘后來發展成建國后的江蘇八大鹽場之一的新灘鹽場。

資助我黨和平談判。1946年5月3日，國民政府遷都南京，周恩來、董必武率領的我黨和平談判代表團100多人同日由重慶亦到南京，住入梅園新村。那是一場非常艱難的談判。雖曾迫使蔣介石當年6月6日下達東北的停戰命令，為我軍中原部隊戰略轉移贏得了時間，但終因國民黨反動派一心滅共，而致內戰爆發。為了資助我黨代表團，中華救濟總署名譽主席宋慶齡通過關系，利用美軍登陸艇，以救濟總署名義，于1946年8月，到我軍控制的蘇北堆溝港，裝運濟南場鹽斤3萬擔，按當時通用的法幣價值達7億元。此鹽運到國統區銷售，全部收入作為我黨代表團駐南京辦事處的活動經費。此次政治任務在當時是秘密進行的。

淮北鹽區最先收復的鹽場。抗戰期間，新四軍為了阻止日寇掠奪濟南場鹽斤，籌措抗日資金，于1943年5月4日，由新四軍三師副師長兼八旅旅長張愛萍直接指揮，一舉收復被日頑統治下的陳家港鎮。此次戰斗，除俘獲頑偽大隊長以下官兵435人，繳獲迫擊炮、擲彈筒、輕機槍、長短槍等輕重武器410件和子彈3。7萬發等軍用物品外，還繳獲濟南場存坨待運鹽斤48萬擔。濟南鹽場鹽量為兩淮之冠，所以，解放戰爭時期濟南場亦即成為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拉鋸戰不時而起。鹽場人民記憶最深刻的是，日寇投降后，遵照黨中央的指示，新四軍十二縱八十六團于1945年9月18日進駐接管了濟南場，9月20日抵達中正場的張圩坨之后，即受到國民黨軍隊的阻攔。1946年2月9日，國民黨政府通過北平軍事調解執行部的美方代表向中共提出，“迅速將鹽場一律交還（國民黨）蘇北鹽務管理局接管”，在軍事調解執行部的周恩來、葉劍英予以嚴詞拒絕。為了最后解放濟南場人民，保護濟南場鹽斤，在此后的拉鋸戰中，我軍付出了很大的代價。1951年經華北軍政委員會和蘇北行政公署批準，當年10月在陳家港建成了淮北鹽場人民烈士紀念塔，有43位革命烈士長眠于此，其中大多是解放戰爭時期在濟南場土地上與敵戰斗中光榮獻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