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兩淮鹽商的“儒士風”

                                       一

“士農工商”四民之說，源于被后人稱之為鹽神的管仲。由于“四民”都是“國之石（柱石）民也”，所以本沒有高下卑賤之別，只有前后左右之序，就如一株參天之木，士如土壤，農如樹根，工如樹干，商如樹葉。

然而，隨著傳統禮教等級思想的不斷發酵，“四民”的社會職業屬性慢慢異化為社會身份定位，“士為民之首，商為民之末”成為社會主流認知。不但唐太宗要求工商之流,“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宋代也有商人“不得與士齒” 的定律。

實際上，“士”的屬性有一個演化過程。歐洲有騎士，日本有武士，中國不但有著書立說的學士、為知己者死的勇士，還有懂陰陽歷算的方士、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直到春秋末年之后，“士”才逐漸成為統治階級中知識分子的統稱。

由于“士”是百姓中的白領、官僚們的候補，古人往往皓首窮經以求躋身儒士之林。史湘云曾苦口婆心地勸賈寶玉“談談講講些仕途經濟的學問”，范進應試及第后喜不自勝地出現了癲狂狀態。在那個時代，儒士們以頭上的一頂方巾在商賈面前耀武揚威，常令后者艷羨不已。

不過，兩淮鹽商們對“儒士”的傾慕和神往并非一時的心血來潮，也非功利性的附庸風雅，他們以腰纏萬貫的雄厚財力作后盾，延攬名士，結社酬唱，把兩淮大地激蕩得詩意濃濃，文氣習習。

二

兩淮鹽商中許多人本身就是文士，他們一手擎著算盤戥秤，一手拿著四書五經，在商場博弈的同時盡情地享受文化套餐。有一首《揚州竹枝詞》寫得很生動：“邗上時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學詩翁”。

結社吟詩，是古代文人們的一大盛事。東晉王羲之等江南名士４３人曾聚會蘭亭，宋代詩人蘇舜欽、梅堯臣等曾唱和滄浪亭，元代顧瑛筑等曾集會玉山草堂。這些文壇佳話歷久彌新，現代文人的筆會就濫觴于此。

對于結社吟詩，大鹽商馬曰琯情有獨鐘。他與眾多儒士結成“邗江吟社”，賓朋酬唱，風雅倜儻，一時傾動大江南北。《韓江雅集》９卷，共收錄雅集活動５８次的詩歌６９２首。

1743年9月9日的重陽節，天高云淡，馬曰琯邀請眾詩人齊聚行庵，以“人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為主題由眾人分韻賦詩，大家一面把盞，一面吟詠，其樂融融。聚后葉震初、方環山專門合作畫了一幅 “九日行庵文燕圖”，形象地描摹了這次雅集的盛況。
    可以想見，結社吟詩時的馬曰琯耳畔不可能還響著銅錢的叮噹聲，心胸中定然充溢著采菊籬下的怡然自得。

再說另一大鹽商江春，他有“以布衣上交天子”之稱。對這位游走于商場與官場之間的鹽商，《揚州畫舫錄》稱為“工制藝，精于詩,與齊次風（召南），馬秋玉（曰琯）齊名。”他每每倘佯于草長鶯飛的淮揚大地，唇齒間不時吟詠出對自然的眷戀和對生活的感懷。

與馬曰琯、江春等吟詩酬唱的“雅士”作派不同，鹽商汪懋麟則是一副儒家“學究”的風采。他參與《明史》修纂之后辭官回到了揚州，白天治經、夜晚讀史，除了《百尺梧桐閣詩集》之外，還著有《百尺梧桐閣文集》8卷、《百尺梧桐閣遺稿》10卷等等。

如果僅以上述三人來佐證兩淮鹽商的“儒士風”顯然有曲高和寡之嫌，實際上兩淮鹽商中的馬曰璐、江昉、汪楫、許承宣、孫枝蔚、程夢星、程晉芳等都是“亦商亦儒”之輩。至于與江春齊名的鄭鐘山、鄭鑒元兄弟，他倆好經術，門無雜賓，基本上已由鹽商轉化成了儒士。

三

魏晉時的曹丕曾經說過：“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但這句名言在兩淮“儒商”們面前卻被顛覆得面目全非。他們富而有義，義而優雅，不但為文人們著書立說提供襄助，而且與儒士們志趣相投，惺惺相惜。

祖籍韓國的大鹽商安麓村與書法家汪膚敏的交往頗具“欲擒故縱”的戲劇性。初對汪對安的盛意延請并不領情，后卻主動登門造訪。讓人始料未及的是，安麓村不但未張門盛迎，反而“使人要于路，掖入之，見則命書戲目數出”。其后才告之“先生古君子，前特相戲耳”，并款留堂上宴饗賞戲，而且所奏戲文，都是之前汪膚敏所書寫的戲目。可以說，安麓村為結交文人，真的動了一番心思。

“橫陳圖史常千架，供養文人過一生”，可謂是對馬曰琯向儒之心、好士之情的精準定論。學者厲鶚年屆六十還無子嗣，馬氏特為其割宅蓄婢；著名史學家全祖望罹患惡疾，馬氏出千金招聘名醫為其治療；吳興姚世鈺客死揚州，馬氏出面為其料理后事并刊刻文集。馬曰琯去世后，學者阮元不無惋惜地寫道：“揚州業鹽者多，今求一如馬君者，不可得矣。”

而鹽商程晉芳與吳敬梓的莫逆之交可說充滿著悲情。吳敬梓曾多次應邀北上淮安程晉芳家做客，為創作《儒林外史》積累了豐富的生活素材。后來，程晉芳因嗜書如渴，遍交文士，家財蕩盡，債積如山。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倆人偶遇于揚州，吳敬梓不勝唏噓地說：“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別后七天吳敬梓便客死揚州，程晉芳便得知噩耗，懷著滿腔的痛楚、滿腹的無助寫下了“涂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剩典衣錢”的詩句。

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鹽商們的消費取向為文人們提供了寄情園林、弛騖山水的物質基礎和創作靈感，文人們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來回應鹽商們的尚文需求和知遇之恩。

“揚州八怪”代表人物鄭燮（板橋）曾為馬曰琯的小玲瓏山館撰書“咬定幾句有用書，可忘飲食；養成數竿新生竹，直似兒孫”的楹聯，其清新寫意中透出幾分詼諧和調侃。

更透出靈動才氣的是“揚州八怪”之一金農助商解圍故事。一日酒宴，某商圍繞“飛紅”酒令苦思不得其句，只好順口說道：“柳絮飛來片片紅”。座中頓時嘩然，稱其為杜撰。金農卻說“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完整的四句是：“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實際上這哪是元人詩句，分明是金農為解鹽商之圍當場口占之詩。

在中國古代文人身上，時常會看到一種“物質上——乞養，精神上——自養”分裂式文化人格，但這種人格到了兩淮鹽商這兒似乎有所彌合。他們互為依存，互為推崇，生生地把曾經歷過清軍十日屠城的揚州放大成了歷史文化名城。

四

作為清代與山西票商、廣東行商并駕齊驅的商業資本集團，兩淮鹽商們不但沒有殫精竭慮地營造自己的商業帝國，反而如碩儒雅士般沉醉于詩壇書苑，個中原由頗值得咀嚼，值得回味。

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

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這副對聯出自于眾多兩淮鹽商的故園－—安徽徽州，吳敬梓曾將其略作改動鑲嵌到了揚州大鹽商萬雪齋的廳堂里。這不只是雕刻在門楣廳堂上的點綴，而是兩淮鹽商們的人生感悟的結晶。

據清光緒《兩淮鹽法志》列傳統計，從明嘉靖到清乾隆間移居揚州業鹽的商人共80人，除了陜商、晉商各有10人之外，其余６０人均為徽商。

這些來自程朱理學故鄉的兩淮鹽商，自幼就受到了儒學的浸濡滋潤，并因身處山水阻隔之地萌生了對外出謀生的神往。所以，他們把讀書與營商都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當科舉不順時，則輕儒而重商；當商而有成時，則輕賈而重儒，一弛一張，迭相為用。

于是，兩淮鹽商中既有“先賈后儒”之輩，也有“先儒后賈”之流，更有“儒賈兼備”之人，進而形成了其他商幫難以企及的儒商群體。他們的儒士之風不僅抬高了自己的社會聲望，而且創造了自身的商業文化。如“二馬”之鹽，包裝精美，享譽江淮鹽市。鹽商張四教精通《九章算術》，并在業鹽過程中將勾股、商分運用自如。正是有了這樣的價值趨向，兩淮鹽商們才把“文化搭臺，經濟唱戲”盤弄得風生水起。